三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北京市镇压反革命的决议，号召全市人民“一致支持与协助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肃清反革命残余，肃清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反动会道门头子”。[19]一大批道首在这次镇反运动中受到严厉打击，其中罪大恶极者被分批*，罪行较轻、又系从犯的会道门分子，则判处死缓或有期徒刑。被处决的道首多为作恶多端，以致民怨沸腾、人民强烈要求严厉镇压的恶霸、特务。如在1951年元月17日，一贯道刘燮元、刘翔亭、张鸿海、胡春霖、穆肇增和九宫道李懋五等6人，作为第一批判处极刑的会道门头目，被押赴刑场执行*。这6人中，除刘翔亭是河北景县人、李懋五为山东郯城人外，其余四人都是北京市人。他们长期以来在北京传徒惑众，草菅人命，血债累累，对他们的处决大长了人民与会道门斗争的勇气，极大地推动了取缔工作。1951年2月18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再次判处57名反革命罪犯死刑，其中一贯道、九宫道、正字道、明道会等反动会道门首恶占31名，包括北京一贯道有名的“三王一米”即王维忠、王勋臣、王维山和米国权等。他们当天被政府*后，许多受骗道徒和一般市民都觉得“出了气”，“大快人心”，有的人说：“该宽大的就宽大，该镇压的就镇压，光宽大也不行，人民政府对他们这样的就得崩！”[20]2月22日，北京市委再次向中央、华北局报告，决定对已逮捕并查明罪证的一贯道等反动道会门头子中“有血债，有党特身分，属于恶霸性质及解放后仍积极从事反革命活动者”，“拟即分批处决”。[21]在3月25日处决的反革命分子中，就有一批属于“反动会道门首恶”。[22]这些果断而严厉的举措，给道首以很大震慑力。不少道首赶紧跑去登记，有的到派出所保证“与一贯道一刀两断，否则就砍我的头！”这为促进整个取缔工作的顺利进行，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第二，以各种形式揭露会道门的罪行，动员群众起来控诉。取缔会道门的工作开始后，发动舆论攻势、揭露会道门的罪恶成了宣传工作的一大中心任务。中央和北京地方的报纸、电台积极配合，刊登、播发了大量有关一贯道罪行的材料，介绍会道门的历史和现状，发布全市取缔工作的动态、经验、成果，刊登社会各界要求严加取缔一贯道的强烈呼声。各行各业纷纷组织座谈会，公开表态积极支持、配合政府工作。全市佛教界在1951年12月23日召开座谈会，西愿法师、比丘尼法令师、吉祥寺寂轩和尚、极乐庵达如法师、万佛寺净融分别发言，表示坚决拥护政府取缔一贯道及其他会道门的措施，部分入道的佛教徒有的当场退道，有的表示立即去公安机关登记。巨赞法师后来又在*协商会议和人民代表会议上发言，严正声明一贯道不是宗教，也不是佛教的支派，反革命分子利用一贯道假借佛教的名义，附会佛教教理，因此，一贯道既是人民的敌人，也是佛教的敌人，“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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