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实行道首、道徒分别处理的政策，重点打击首恶。会道门问题牵涉人数众多，在其中破坏性大、起核心作用的是大大小小的各级道首。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坚持争取大多数、孤立和打击为首分子、惩处特务与首恶的方针，采取重点打击道内点传师以上首要来摧毁组织的办法，对罪大恶极的反动道首予以逮捕和惩处成了初期取缔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次取缔行动一开始，市公安局就于1950年12月18日深夜统一行动，将已事先调查清楚的王钟麟、米国权、王维忠、安松樵等130多名重要道首同时逮捕。经此致命一击，北京市的一贯道即如无头的苍蝇不知所措，组织陷入瘫痪状态。但是，登记工作开始后，一贯道的部分中小道首又缓过神来，他们按照“师母”孙素贞预先布置的“应付魔考十九条”所指示的对策，或者拒不登记，或者进行“假登记”，“明退暗不退”，不说实话，不交关系和“功德簿”，有的甚至暗中恐吓道徒，进行破坏。根据这些情况和工作进展的需要，北京市公安局此后又多次用逮捕首恶的办法来打击顽固分子，震慑犹豫观望者。1951年1月9日一天，就公开逮捕了怙恶不悛的一贯道道首27名，包括拒不登记并暗中破坏的点传师郑采芹、杨少峰、李馥萼，坛主刘振田、冯德荣、赵子光，以及假登记后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薛泉、司良禄等人。《人民日报》就此专门刊发消息，并发表短评，正告那些“侥幸地设想取缔一贯道的工作即将过去，活动更趋猖獗”的道首，如果仍然执迷不悟，与人民为敌，只能是“自寻绝路”。据事后统计，截至1951年3月16日，在两个多月的取缔行动中总计逮捕会道门首恶分子381人。[15] 

      对这些反动道首的审判和惩处，是与当时轰轰烈烈的镇反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因为“反对一贯道这场斗争，并不是一场单纯的反迷信斗争，首先和主要的是一场镇压反革命的斗争”。[16]早在1950年10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强调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动会道门头子，必须坚决镇压，依法惩办，才能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和人民政权的安全。1951年2月公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八条明确规定：“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三年以上徒刑。”[17]而在1950年11月19日中共北京市委在向中央、华北局的请示报告中，已将处理反动道会门首领列为当时北京市镇压反革命活动工作的三大重点之一。以取缔会道门为契机，从12月开始，北京市的镇反运动逐步推向一个新的高潮。[18]1951年2月28日，北京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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