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退道款道产不是为了单纯满足部分道徒的经济利益，而是重在从*上瓦解一贯道的组织，达到彻底孤立道首的目的。道徒追索道款活动的开展，使道首完全站在了道徒利益的对立面，原来貌似道貌岸然的脸面被彻底撕破，以往的神秘和迷信也立即被打得粉碎。道首们眼看到手的钱财又得全部吐出来，又是心痛又是害怕。他们或哭或闹，或低声下气跪地哀求，或外强中干，恐吓说“将来还有反过来的时候”，真是丑态百出，昔日的威风一扫而光。一些本来顽固不化的坛主、点传师，因为怕道徒“漫天要钱”，自己倾家荡产也还不起，不得不将原来深藏不露的“功德簿”交出来，其组织体系也因此暴露无遗。为了防止道首们互相推阻扯皮，以致拖延不决，政府又及时制订实施了“追回道费，限于交谁向谁要，不要无限制地逐层向上推”的原则，[27]规定原来把款交给谁，就只能向谁索要，从而较好地保证了退款工作的顺利进行，真正达到了孤立道首、发动道徒的预期目的。1951年9月召开的第四次公安会议决议高度评价了这一行动的巨大意义，称“发动广大被迫、被骗入道的群众的退道运动、退道费运动（没有道费的当然不要退），是在彻底摧毁封建会道门的斗争中带有决定意义的一环”。 

      第四，清理党、政府和各团体内的会道门成员。与社会上取缔工作同步进行的，是对全市各党团、政府、群众团体以及学校、工矿、企业等机关内的道首、道众进行清理整顿。当时的北京，不仅社会上会道门猖獗，而且各机关、团体中的会道门成员也不少，有个别的党支部和团支部甚至已基本上被一贯道所控制，比较严重的如西郊德王庙村党支部13名党员中有7人为道徒，占54%，马道口团支部16人中有14名是一贯道分子，竟占到87.5%。党政机关的会道门成员中，有极少数是在加入革命队伍之前或参加革命后由于各种原因在旧社会入道的，有部分属于北京解放后留用人员和录用人员中的道徒，还有的则是后来处心积虑混进党和政府之中去的。后二者尤其是第三种人，就像隐藏在人民内部的“炸弹”，对取缔会道门的工作构成了极大威胁，亟待加以处理。 

      鉴于公安干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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