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联络会党，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调查各地秘密会党的系统、分布及其内部情况；传布革命书藉，进行反满革命的宣传；力图把分散的会党纳入一个统一的的组织，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但是，领导革命的同盟会本身并不是一个坚强的政党，它没有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革命纲领，缺乏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有效的工作方法，因此，它没有也不可能对会党这一落后的组织加以改造和领导，他们所谓联络会党，只不过是联络一部分会党的少数领袖，或在联合组织中挂几个首领的空名。诚然，他们对于直接联络的会党也能给予一定的*影响，但在组织上会党却始终是独立的。因此，在他们组织会党发动武装起义的过程中，每到紧要关头，就组织涣散，指挥失灵。这样，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经过联络会党的一些实践之后，就深感会党是一支难以驾驭只可利用不能依靠的力量。即所谓“被众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借全无，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也。”（孙中山：《革命原起》，见《辛亥革命》（一），页五。）
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所联络的会党只不过是全党的一部分，而且对于所联络的会党也没有取得真正的领导权，这样，在武昌起义后，他们对于会党也就不会再有多少影响，只能听任会党各自以自己本来的面貌来表现自己。所以，我们可以说，民初会党的种种活动，是会党的固有特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合乎逻辑的反映。
会党活动中的这些消极的方面，如果是在武昌起义之前，客观上也还有削弱清朝的反动统治的积极作用，但是在民国成立以后，会党所表现出来的这些消极的东西，对于争取确立和稳定自己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来说，就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了。因此，武昌起义和民国成立以后的革命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碰到了一个如何对待会党的问题。
四
有大量的材料表明：在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会党的认识虽不完全一致，但对于要发动会党起来参加革命的认识则是一致的。可是，对于在革命取得胜利后如何对待会党这样一支力量的问题，我们就看不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如何考虑这个问题的有关材料了。事实上，在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革命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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