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以后到民国初年这段时间内对会党问题的处理，可以说完全是采取实用主义的。即当会党的活动危及他们的统治时就进行镇压，到斗争需要时则又加以利用。诚然，也有个别和会党关系很深的革命党人，如谭人凤看到会党本身的缺点和辛亥革命后开始走上歪路的事实，草拟过改造会党的方案——《社团改进会意见书》、《章程》和《社员守则》等文件，正确地指出：辛亥革命后会党所表现出来种种消极的东西，除会党本身缺点外，革命后会党受到冷遇，心中因此愤懑也有关系。他说：“夫大功克奏，事外虚弱之辈反握重权，对于绅商学界优礼宠遇于与满运相始终，坚忍痛苦，百折不挠之洪门兄弟，则无人齿及，而且加以嫉视，揆诸情理，岂可谓平？”又说：“而近日各省会党，中心愤懑，时有革命再兴之风传，影响社会秩序，为人诟病。”他认为会党无存在于民国之理由，主张成立“社团改进会”，对会党“施以改进之教育，涤其旧染，咸与维新，一变为完善稳固之民党”，以达到“奠定社会秩序，卫护祖国安全”的宗旨。并制定出吸收会员、教育会员、职业培训，兴办社会生计事业以安置无业的会党成员的具体办法，企图在湖南首先实行。应该说，谭人凤的这些意见，在当时的条件下，确是难能可贵的。可是，“刚刚在顾问街挂上一块筹备会的牌子，革命党人柳聘农家中便挨了一颗炸弹，立宪派和权绅们大起其哄，说：‘会匪闹进城来了！’淮备大举清乡，实行屠杀。谭人凤只好宣布作罢。（《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页一三五、一三七。）其实，即使没有上述的炸弹事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和阶级斗争的形势下，谭人凤的这个改革会党的方案，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会党之间的关系，从联络会党共同革命到急转为镇压会党，表明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没有能力将会党纳入革命的轨道，使其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会党这一组织及其特点的产生亦是如此。会党虽然是在清初出现，但它在发展过程中有很大的变化。这一点，谭人凤在《社团改进会意见书》中曾指出过，但他没能指出这种变化的社会原因。其实，近代会党的飞速发展及其特点的形成，主要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日益加深，游民无产者大量出现并涌入会党以后的事情。这就是说，近代会党及其特点是深深扎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的。要真正解决会党问题，就必须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铲除会党这样的组织及其特点产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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