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革命胜利后如何对待会党的问题，既没有方针和政策，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后只能根据各自的认识、所处的地位、与会党的不同关系，和会党表现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一般说来，武昌起义后，各地区的会党在不同的程度上多有不利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确立并巩固政权的活动。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有的采取迁就的办法，如湖南的焦达峰、陈作新对于进出都督府提出种种要求的会党采取“接应”的办法；贵州的张百麟、黄泽霖采取公开提倡公口，企图用哥老会驾驶哥老会的办法。结果授立宪党人以口实，发动政变，革命党人遭到残杀，政权亦为立宪党人所掠夺。有的采取断然镇压的方式，如陈炯明在广州，对骄横难辖的以会党成员为主组成的民军，采取了公开武力解散的办法。有的对省城的会党先采取用会党的组织形式稳定局面，待局面稳定后，再对各地会党采取镇压的办法。如四川在军政府建立后，“尹（昌衡）被推为都督，罗纶副之，周骏任军政部长，杨维任巡警监。尹、罗等以同志军难以控制，特设大汉公，作为哥老会的总公口，尹、罗、周、杨皆为大汉公掌旗大爷。城内各街、各警署也都打出公口招牌。同时，还在各路哥老会头目中，选出资格较老仁字排的五哥若干人任大汉公五哥，专门联系五路哥弟。”“军政府于局势稍定后，即着手整编军队，共编为三个师。”“各路袍哥队伍组成之同志军改编为第二师，彭光烈任师长，哥老会头目孙泽沛、吴庆西、丁厚堂、张达三分任标统，官兵皆哥老会中人。“直至各路同志军改编就绪后，大汉公始逐步无形结束。”（吴晋航：《四川辛亥革命见闻录》，《辛亥革命回忆录》（三），页一○九、一一○。）四川军政府当局，在初步稳定了自己的统治之后，对各地会党有损于其统治秩序的活动，就立即一律视之为匪加以镇压。我们从当时的报纸上可以看到有关这一方面大量的报道。有的则隐忍等待时机，待条件具备时在加以镇压，如陕西的同盟会领导人井勿幕，对陕西光复后局势完全为哥老会所控制，就连同盟会的重要人物出入西安也非要邦会大哥的护照不可，极为不满。很多同盟会员“都认为革命已失败了”，但又无力改变这种状况，于是只好隐忍等待。后来，同盟会员张奚若去上海时，井勿幕就写二封亲笔信让他“见到黄克强（黄当时是大元帅）和黎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