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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会党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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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6:31: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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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党是中国秘密社会的一大系统。它的成员主要是职业极不稳定的游民无产者(其中主要是游民和游勇)和贫苦的劳苦大众。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深,破产劳动者的队伍日益扩大,会党的势力也就相应的飞速发展。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年,会党的组织遍及全国。据文献记载,清末秘密结社的名目有二百多种,会党的名目目约占半数以上。众多的劳动群众和游民无产者参加这种团体,一是把个人的生活前途寄托在“兄弟急难,亲逾骨肉”的团结互助的基础之上。到了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候,会党就会团结广大群众起来进行斗争,成为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活跃力量。在会党中崭露头角有影响的首领多是流荡江湖的游民无产者,他们虽有很强烈的反抗性,但另一方面却有很大的盲目性和破坏性,往往会把斗争引向歪路。所谓“会党成员都是亡命之徒,只有‘义气’二字,可与之生,可与之死。他们欢喜*,敢于劫掠,称*为‘文差事’,劫掠为‘武差事’。劫掠对象多为不义的豪家和贪污的官吏”(陈浴新:《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页一一八。)就正是游民无产者特点的表现。“会党是家长式的领导,洪门习性,尊敬大哥,唯命是从。故联系会党,只要把会首的关系拉好,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会首如果动摇、投机,就会把会众带上了歪路。(陈浴新:《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页一一八。)会党的系统极为复杂。会党的首领虽多为游民无产者,但也有一些地主分子。如四川立宪党人罗纶不仅自己是“袍哥领袖”,他的父亲罗绍周也是“川北一带多年的老舵把子,在地方上有‘小孟尝’之称。”(吴晋航:《四川辛亥革命见闻录》,《辛亥革命回忆录》(三),页一○九。)会党的组织极为分散,他们各树一帜,行动既不协调,力量亦不集中,据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记载,仅浙江地区就有二十多个名目不同的会党组织,山堂林立,不相隶属。各个组织之间,有的甚至互相对立、敌视。江南的会党如此,北方的会党也是如此。如陕西的“关中刀客”,他们既缺乏明显的*目标,又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而是各自组织一个个大小不同的集团,划地自封。因此不惟不能在*势力迫害时互相支持,而且还经常意见之争,或被恶霸地主所利用,此一集团和彼一集团互相残害,即所谓‘拴对头’或‘打对头’,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关中刀客》,《辛亥革命回忆录》(六),页五二○。)辛亥革命准备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他们不懂得农民群众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看到会党是流行于民众中的现成组织,有很大的反抗性,同时又看到会党中标榜的“反清复明”口号,与他的“排满革命”相吻合,因此就把会党视为可以利用和凭藉的现成组织,把联络会党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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