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页一三四——三五页。）革命本应给贵州带来一个新局面，但展现在群众面前的新政权竟是如此，这对革命无疑是一个严重的打击。胡刚所说的贵州光复后，“公口盛行、秩序紊乱，人心恐怖，确是革命政权失去全国人民拥护的最大原因，”（胡刚、吴雪涛：《贵州辛亥革命史略》，《近代史研究》，一九五六年，第四辑，页——二。）是符合实际的。贵州哥老会在辛亥革命后之所以发展到如此地步，固然与宪政党人的阴谋与革命党人的错误做法有关，但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会党本身的落后性。湖南和贵州的原立宪党人于两省光复后不久就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革命党人夺取政权，就是以革命党人纵容会党破坏社会秩序为借口的。
武昌起义后湖南和贵州的会党有上述的情况，其他各省，如陕西和四川的会党也有类似的情况。在四川，“保路同志会的同志军绝大部分是哥老会的势力，军政府对之又无法律的约束，因之哥老会公口完全公开出来。防军、流氓，本来都是哥老会人，一时得意疯狂，为所欲为。市民争取参加袍哥，希图自保，人心浮动；袍哥们日益跋扈飞扬，寻仇报复，日有所闻。”“尤其公开*，旁若无人，军政府门前，便有*摊一百余处。”（黄遂生：《同盟会在四川的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三）页一三七。）
（3）打出各自的旗号，公开聚众活动。
民国成立以后，各地会党活动的特点之一，是打出各自的旗号，公然聚众活动。在浙江，民国成立后，“土匪猖厥”。如杭属“武康盗匪啸聚数千人分路出发白昼肆劫”，余如新城各乡由临安边境窜入匪党。土著纷纷响应，竟敢悬旗列寨自称独立军。”（《杭属土匪猖獗情形》，《申报》，一九一二年一月二日，第三版。）杭州旧钱塘县所辖上四乡等处土匪纠集四、五千人，各树一帜，如大刀会、小刀会、合命党、保卫团种种名目，私运枪械，意图大举。”（《杭属土匪蔓延》，《申报》，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四日，第三版。）杭属钱塘县“各田主因政事部准收半租，分派门客四出严追，致起反杭，邦匪地棍从中煽惑，聚众至四千余人，为首之赛宋江，辄敢造旗运械，意在大举”，“近又组织保护会，铃令各村自靠壮丁编练成队伍，统辖于某党首，无事各保疆界，有警群听指挥。”（《杭湖匪党猖獗》，《申报》，一九一二年一月五日，第三版。）《申报》，一九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以《论江浙之匪患》为题发表评论说：“江浙之匪患已数十年于兹矣”，“然不过贩盐聚*，或劫掠一、二富绅，从未有明目张胆，如今日之猖獗无忌者也。”在湖南各县“时闻抢劫，不曰土匪为害，即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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