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民国成立以后，各地会党的活动既有积极的方面又有消极的方面，在积极的方面，除了积极响应武昌首义之外，还有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浙江杭属钱塘县全党首领赛宋江组织保护会，领导当地群众抗拒田主派出门客四出追租；江苏泰兴的卞绍庭、石子卿，借自由党支部名义，强行限制田租和利息的减租减息行为。可是，这些行为，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这次革命中只以推翻清王朝为满足，清帝退位后，就认为天下已定，不再依靠会党和农民群众去彻底反对封建主义，所以会党的这些活动不但得不到领导和支持，反而被认为是“邦匪”、“痞棍流氓”的破坏社会秩序行为加以镇压。再如，洪邦、青邦和公口三家联合正式成立“中华国民共进会”，欲将会党改组成为近代的政党，要求“协同振作精神，启沃固有之良能”，“共守法律，同享自由”，无疑也是反映了处于清朝封建主义长期统治下被视为盗匪的广大会党成员，要求享受民主权利，要求进步的正当愿望。但是，由于缺乏有力的领导，更加会党这一组织的落后性，要对它进改造确有较大的困难，改组并未见成效。民初会党活动中所反映出来的这方面的内客，无疑是反映了会党这一组织与广大劳动群众有联系的一个方面。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民国成立以后，各地会党活动的内容，主要不是积极的方面，而是消极的方面。这种消极的方面，，主要表现为*上盲目性，组织上的分散主义和行动上的破坏性。我们前面讲到的九龙山会、海龙会和四川罗江哥老会谢厚鉴的活动，竟利用封建迷信，打出皇帝旗号，甚至“假立前清旗号”，妄图推翻民国，恢复帝制，正是会党所固有的*上的盲目性的极端表现。组织上的分散主义，主要表现为各派会党各个拉起山头，打出自己的旗号，飞扬跋扈，为所欲为。行动上的破坏则表现当时各地的会党出现的一些打家劫舍，掳掠烧杀，横行无忌的破坏行为。会党在武昌起义后和民国成立初年的这些消极性的活动，无疑给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和巩固政权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分散了革命党人的注意力，客观上起了援助敌人的作用。

　　会党在民国成立后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消极活动，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其固有特点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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