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将“邪教”与正常僧道区别开来。当时的社会中，鬼神观念、祖先崇拜等民间信仰极其流行，佛教道教影响深远，加上喇嘛教、回教等其它宗教，信奉者数目十分庞大。佛、道等宗教历来被统治阶级视为“教化”的手段，可作为对百姓进行统治的辅助工具。若不加区分，一概加以严查取缔，不仅不利于社会稳定，而且很可能查不胜查，闹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因此，雍正明确告诫臣下：”邪教非世俗寻常僧道之谓，不可借此多事。”^（注23）当山东巡抚陈世倌认为“未有身为绅士、实遵异端、声援固结、济恶害民、公行大下，莫可指斥如回教之甚者”，要求雍正下旨严禁回教时，雍正批道：“此种原一无可取，但其来甚久。一者此教人皆鄙而笑之，即回回之中，十居六七皆不得已而为之者，况无平人入其教之理，亦不过止于此数耳，非无限量之可比。即礼拜寺、回回堂，亦彼类中敬奉而已，不能惑众也。代代数百千年来，亦未能为，无甚大过。”明确表示不同意查禁回教。^（注24）雍正后来谈到，数年来大臣条奏请禁回教者甚多，然经详细斟酌，“小不法则有之”，终不能有什么大作为，只须平日训导，不必严禁。^（注25）清代，朝廷对少数民族采取“修其教而不易其俗”的政策，借宗教而进行统治，对于汉人中盛行的佛、道两教，也持默认利用的态度。雍正本人”以擅长神道设教著称”^（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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