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好信鬼神之说，佞佛崇道，在藩邸时即有“好佛之名”，更不愿明令禁止，引起非议。更重要的是，雍正认为，回教虽不如佛、道便于利用，“一无可取”，但不能“惑众”，不似“邪教”那样会对统治构成威胁。因此，对僧道、回回、喇嘛等，“断不能一时改革也”，只能进行管理训导，“严其新奇骇人动众之事”，而不必查禁。（注27）这说明，在雍正帝看来，佛教、道教、回教等正宗宗教，与白莲教等“邪教”是有严格区别的，因此也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这无疑垦正确的，成功的。
其次，坚持只查拿惩治为首者，对一般入教者从宽的原则。雍正在谕旨中指出：“愚民有先受笼络、能去邪归正者，概与宽免”（注28），要求只查拿为首之人，不得“骇众滋累”。这样就大大缩小了打击面，不仅有利于查拿首犯，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雍正对江西巡抚裴亻率度表示，对于邪教，须“设法缉获其为首者治罪，其愚民被其惑诱者，尽行不究方好。不然恐不肖有司，借此恐吓平民，累及无辜，则反有害无益也。”（注29）他进—步说，地方官查禁邪教，当细心悉意，设法拿获为首者，量其轻重给予处分，“其余不过愚民被其煽惑耳，何罪之有?”（注30）秉承这一旨意，雍正初年破获的“邪教”案件基本上都采取了只惩治首犯，对一般信奉的人则劝谕解散结案的政策。如山东、河南等地破获空字教，其从教者最重枷号三个月满日重责四十板，轻者免议，“发落后交给乡地邻族保领严加收管，各务本业，不许再与外人来往。”（注31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