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雍正还提到，因教门甚为机密，耳目众多，“便州县左右亦皆有其人时常伺探动静”，更应小心翼翼，全在平常时刻留心。（注37）地方官即各想方设法，如山东巡抚陈世倌选遣干练之员，以投教为名，辗转相托，贿以财物，访得确切地址姓名后，“不经州县，不扰居民”，即拿到了教首。当然更多的是采取秘密访拿的方法。雍正这样做，一面是希望拿获真正的罪魁祸首，以免打草惊蛇；另一面是从稳定社会的方面来考虑的。他知道，其胁从之人不少，若加上他们的亲属，以及那些与之有过接触往来的人，则更不可胜计，若一概严拿，恐怕会“扰民滋事”，引起社会的动荡。对于封建统治者而言，稳定是首选日标，“授民以时”，使广大农民安心于耕作，是统治“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在这一点上，雍正比后来的乾隆等处理得稳妥。
由于采取了以上的办法，应该说，雍正初年查禁“邪教”是比较成功的。随着查出教门案件的增多，雍正对“邪救”的了解有所增加，态度也有些变化。然而，终雍正一朝，查禁的基本方针则没有大的改变。此后全国多次大规模地查禁罗教与其它教门，其处理基本上是按照上述原则进行的。一般的教徒，经训斥后大都具结作保即放归乡里，甚至一些教首也得以从轻发落。这是雍正年间查禁教门慎重、从轻政策的体理，探受康熙“与民休息”的宽仁统治思想的影响。这种对策对缓和对抗、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是有一定作用的。然而，客观地分析，这—对策也留下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较轻的刑罚在当时不能起到震慑同样罪犯的效果，结案后未能做好善后工作，疏于继续监督改造，未能有效阻止教首及教徒继续秘密从事教门活动。一旦查禁稍松，往往故态复萌，重新泛滥，远不能达到“尽绝根株”的目的。从日后的历史发展情况来看，雍正一朝宽松的惩治政策对乾隆、嘉庆时期教门的泛滥有着持久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造成了养痈成患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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