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邢台刘言基顺天教，因查获后“各知悔悟，情愿开斋散教，改邪归正”，李维钧对为首者亦从宽分别枷责了结，以“开其自新之路”。对此雍正批道：“原非大事，应当如是完结”，只是嘱咐过后要加强监察，防止再犯。（注32）山西奏报拿获泽州案犯，雍正对此事感兴趣，多批了几句，怕引起误会，让地方头脑发热，大肆株连，又在后特意注明：“但拿获首恶头目，其协（胁）从原不必株连者，朕不过欲闲知其局面耳。”（注33）甚至对深触封建统治者忌讳的“大逆”之物，也能理性置之。浙江汇报查获道心教范子盛等，称有信徒五千人，并搜出绘有五爪金龙的金银牌等“悖逆”之物。雍正并未因此而让查禁活动脱离预设的轨道，指示按察使甘国奎等不必过于张扬，“不可生事，诬(良)图功。”（注34）正是雍正始终坚持了这一点，不致头脑发热，使查禁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终雍正一朝，也未激起事端。
第三，雍正要求查办人员采用密访的办法，由各省督抚等大员“密密访之”，“相机而行”。这是与教门处于秘密状况的特点分不开的。雍正认为，“邪教”都极其秘密，尤其是教首，更深藏不露。如果大张旗鼓地追查，不仅找不到真正的要犯，反而会愈严愈密，令“魁奸深藏防范”。四此，一方面，雍正要求属下“密密访察，徐徐行之，不可严急，令百姓惊该（骇)不安，无知州县借端生事”；（注35）反复告诫“勿乱嘱属员”，致令声张生事，扰民骇众，全在实心徐徐细访为之，急不得，露不得。一面又指示各地设计巧法访察，“求其实在证据，方可拘拿”。（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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