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科举改革牵涉广泛，清政府惟恐人心混乱，加上枢廷中顽固大臣百般阻挠，更增加了难度。（注：新政初期，科举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枢廷。其事复杂纷繁，另文详论。）虽然广额之议未见明文，要求减额的奏章亦无回音。 

为了打破沉寂，促使清廷表态，陶模锲而不舍，于1902年6月再次与德寿联衔《奏陈广东大学堂开办情形折》，其中分析了政府迭令兴办学堂而“建设者甚属寥寥”的种种原因，抓住科举与学堂不能并存的症结，指出反对废科举者借口学堂尚未普及，实则科举存在为学堂不能发展的主要障碍。所以，“欲开学堂，必先去其阻碍学堂者。窃谓阻碍学堂者莫如科举”。继而陈述了科举考试对学堂学生及兴学大业的负面影响，反对待学堂大兴之后再议停废，强调“科举一日不废，学堂即一日不能大兴”，“拟请旨饬下政务处、礼部及管学大臣详细筹议，竟将科举停废，以收学堂实效”。估计到立停科举阻力太大，陶模以退为进，要求先“将乡会中额、各学学额量裁其半，以为学堂学生出身。更请谕告天下，以十年或十五年之后即永停科举”，主张公布废止科举的时间表，向朝廷施加压力。他还在附片中提出：“将各府学学额先行裁去，留备新设学堂学生将来考拔之阶”，且将府学教官一并裁汰，“向隶府学之廪增附生可回隶原籍各州县学。其府学、文庙、衙署、斋舍、学田概归新设各府之学堂经理。如此一转移间，于旧制无甚妨碍，于新学大有裨益”。（注：《粤督陶粤抚德奏陈广东大学堂开办情形折》，《万国公报》第165册（1902年10月）。）这一系列建议对科举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 

陶模再次请废科举，枢廷有过议论。军机大臣鹿传霖在日记中透露：“陶模奏大学堂办法，照办。并请停科举，勿庸议。”（注：《鹿传霖日记》，1902年7月17日，《文物春秋》1992年第2期，第58页。）可见阻力依然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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