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454-460页；清廷谕旨见《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289页。）时隔仅一年，前车覆辙尚在，地方大员迟疑忧惧，亦在情理之中。变法诏令颁布近40日，久历宦海的刘坤一对荣禄、王文韶袒露心迹时，仍不无担忧，称“变法事体重大，不妨审慎迟回”，恳求枢臣“可否稍宽期限，俾得集思广益”，并请在两宫垂询时为其开脱。（注：《复荣中堂、王中堂》，1901年3月7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5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2281-2282页。）
当多数官员尚在犹豫观望之时，刚刚履新的两广总督陶模于1901年2月正式呈递了关于新政的第一份奏议《奏请变通科举折》（注：陶模到达广州的时间是1901年2月9日。（见其《到粤任事日期折》，收入《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卷11，第1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之441，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变革科举始终是陶模变法主张的重心，1898年6月8日，他曾与甘肃学政夏启瑜联衔上《请变通武科折》，提出仿西法改革武科，特别要求：“无论新章能否通行，旧例武科应一律停止，以归画一。”（注：《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卷9，第22-25页。）病重辞差前，他与广东巡抚德寿联衔的最后一份奏章，仍然敦请朝廷关注科举妨碍兴学，主张采取果断措施改变现状。陶模的执著，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和趋新人士的赞扬。
以科举改革作为变法的当务之急，本来是维新派的主张，其基本思路为：欲行新法，首在变政；欲变新政，首在育才；欲植人才，首在兴学；欲兴学校，必须先变科举。新政复行，这一观念已成为不少疆臣的共识。直隶布政使周馥、四川总督奎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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