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模抵达广东时，新政已经开始。此时全国的形势有两个特点：一是甫经戊戌失败及庚子之乱，趋新不行，守旧亦不利，地方督抚对于朝廷是否诚心提倡新政心存疑虑，徘徊观望，私下互通信息，揣度和窥测朝廷的真实动向；二是社会舆论及趋新人士对新政的关注和期待甚为殷切。表面的沉寂之下，冷热反差相当强烈。 

大乱之后，新政复行，社会革新力量对于变法再度有所期待。1901年1月5日，保皇会主办的《知新报》第132册发表了《论疆臣宜及时请行新政》的评论，将戊戌以来世人的心态变化展示得一览无遗：“自戊戌之变，海内士大夫钳口结舌，不敢谈新政于上者，两年有余。”不谈新政之因，一为“当政变之始，复八股、停特科、禁上书、冗官裁者复之，部例删者仍之，事事如旧制”；二为“训政令下，顽固盈廷，乘大变之后严排异己”；三为“党祸既兴，归咎学术，弹射所及，至于陈人”；四为“八股既复，当事欲以此术压制英才”，“是新政之说，又不合于当时事机者。”“有此四不能行，当日士大夫之所以不复进言者，非特有所不敢，亦恐有所不必。而其闭距深者，其顽强愈甚，其顽强甚者，其决裂愈速。故未及三年，而遂酿大祸，亦有由矣。说者谓有甲午之役，而后中国新政始有萌芽；有庚子之变，而后中国新政乃再翻复。然则内外臣工，其所以迟疑审慎于往时者，正以备剀切指陈于此日”。为了鼓动疆臣的情绪，该文在分析了中央与地方势力的变化消长后强调：“方今朝权之悍锢，不如从前，而疆臣之力量，远过畴曩，各督抚纵不能西北进兵以清君侧，而一任连（联）军之深入，长等坐观，又不能东南承制，藉伸国权，而一就他人之指挥，竟忘大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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