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同期各省相比，广东在举办新政事业方面似无过人之处。筹办大学堂不仅落在山东袁世凯之后，也不及江苏、浙江及时；派遣留日速成师范生，湖南最早，在1902年4月，比广东早了两个月。（注：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第162页。）其他方面也没有突出政绩。难怪前引《新民丛报》指责陶模做得不如说得好。 

其实，陶模并非巧言讷行，举办新政不力，原因之一是受到广东巡抚德寿的掣肘。德寿虽与陶模联衔奏请改革科举，多半是附和陶的意旨，内心对其积极趋新不以为然。为了避免纠纷，在筹办广东大学堂和武备学堂的过程中，陶模独断专行，不与德寿洽商，在聘用教职员方面，双方分歧较大。开始德寿隐忍不发，等到陶模病重不支，便一反常态，将所办各事尽行颠覆变更。其时正在陶模幕下的汪大钧致函汪康年，详尽地透露了有关内情，函谓： 

学堂之设，弟亦曾催迫数四，至谓无论国事如何，但为国中培一人才，即为黄种留一生路。帅亦谓学堂不办，无以对广东。稷臣之来，弟实言之，电催亦出帅意。既有稷臣，弟遂不预及。武备议起，群以弟为言，时所办配羡因裁减陋规，大为鹾署排挤，而帅开缺之谕适至，不得已，往求销六门差。帅因言武备开办，提调需人，群属意汝。弟即力言，帅起节后，此事恐不能办。帅不答，事遂定……帅意本欲大集捐款，择地建堂，乃筹款仅六万余，而帅病已剧。钮惕生、戴立夫两君先后由帅召来，寓节署，拟章程，咨调教习，皆在弟未视事之先。及弟奉委，而帅已出示招考。因就贡院考试，报考者六千余人，才取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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