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年代来说，清末新政结束于辛亥革命。但从社会变革的角度去观察，新政仍在延续。1912年，皇帝退位，总统登台，实际变动却不大。新政成功的方面（如经济），继续成功；新政失足处，不进反退。后者最主要的表现，是没有完成新政已经开了头的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的历史任务，从而失去了稳定社会秩序的制度保证。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章士钊在1962年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许。”[xlviii]这是20世纪中国又一次功亏一篑。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
谴责袁世凯？说到底，他不过是新旧参半一类人的代表或符号。转型中的东方社会，此类人为数甚多。我们的问题正是面对这类人如何推进民主化过程。谴责他们的倒行逆施当然应该；但满足于严厉谴责，没有进一步的分析，等于宣布无能回答这个问题。
近年流行谴责激进主义。除了像无政府主义之类影响不大的小宗派外，当时称得上激进的非国民党莫属。时人目之为“暴民专制”。这个恶谥的获得，很大程度是1913年处理宋教仁案中逆潮流而动的后果。宋案是袁世凯用暗杀这样卑鄙的手段消灭政敌的事件；国民党是正义的受害一方。可是，国民党选择了以暴力回击暴力，用最激进的武装反抗（所谓“二次革命”）去处理这一案件，在三个方面逆潮流而动：
1．逆法治大潮。这是一个严重的刑事案，上海地方法院正在依法办理，勇敢地传讯国务总理赵秉均，写下20世纪中国司法史空前绝后的壮举。孙文及其国民党不但没有抓住这一时机推进法治，反而抛弃法治，错误地选择非法的军事手段去对待违法的罪行。
2．逆人心思定的潮流而动。当时人心思定，并不存在爆发革命的客观形势。上海总商会的通电说得好：“前年武昌起义，海内响应，人民苦于专制，急求改革,不惜牺牲生命财产，克成共和……而秩序渐安，人心渐定。当此春夏之交，正商业进行之际……讵意风波迭起，谣诼朋兴……各埠成交之货物，纷纷函电止退……或者谓法兰西过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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