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从实际的情况来看，新教育培养的就是旧制度的敌人和旧传统的解构者，就在科举废除后的五年，清政府便在一次失败的炸弹试验事件后崩溃。十年后，以彻底清除中国人观念中的儒家遗存而为西方的观念腾出空间为主要目的的新文化运动爆发，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也正因为如此，有人直接将废除科举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真正起源，的确是深得其中三味。“（1）它把中国人探索社会问题的答案的方向转到向国外寻求知识，致使大批学生出国留学，这批人对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发生十分重要；(2)它割断了已经被削弱的地方与中央政权之间的联系(通过在官和在野的精英)，从而使国家行政管理进一步腐败,军阀随之蜂起；(3)它导致了地方资源的再分配，原来掌握地方资源的是具有责任感和公益心的人士，他们有切身利害去寻求外来帮助以造福乡里，现在掌握资源的是一批只有个人和局部利益之徒。科举的废除还鼓励许多人去寻找与国家利益无关的职业；(4)它摧毁了现存的社会等级制度，使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界线更加固定,对城市和农村的整合能力造成了长期的消极影响；(5)它大大地改变了教育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形成了明显的文化中断。引起人们就究竟哪种教育形式更适合新时代需要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就其现实和象征性意义而言，科举制度的改革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50]
2立宪和新法律—儒家观念在新制度中的退场
如果说科举的废除标志着儒家制度化的解体的话，那么由“新政”开始的社会控制系统的西方化则标志着儒家观念在现实的*制度中逐渐退出。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国家政权最主要的职能是推进礼仪教化，这也是儒家式的理想社会控制方式，即*制度通过道德的方式来管理民众。而新政则是试图以西方和日本已经取得成功的*制度和管理制度为蓝本，来逐渐取代原有的浸透着儒家理念的旧制度，建立起一种专业化的现代国家制度体系。这种取代和变化，有些是受迫性的，如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在议和的大纲中就明确规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必须革故更新，及诸国钦差大臣觐见中国皇帝礼节，亦至一体更新。其如何变通之处，由诸国酌定，中国照允施行”[51]清政府被迫接受，并于1901年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扩充为外务部，专门办
<< 上一页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