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责任内阁。内阁在中国古已有之，但那与近代意义的责任内阁是两码事。清末“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厘定官制大臣所编方案，本拟仿照日本明治宪政设立责任内阁，以原内阁和军机处合并而成。但清廷一时接受不了，仍令原内阁和军机处的“规制”一切“照旧”，只将各部尚书“著充参预政务大臣”(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第559页。)。后来迫于各方压力，清廷又命宪政编查馆“参仿”日本内阁制度，再次拟定新的官制(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第565页。)。然而，尽管已是“无可奈何”，清廷仍不忍马上看到“花落去”。其在认可责任内阁的同时，又强调只能“筹划试行”(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第577和579页。)。这样，一直拖到清末最后一年，仿日新编的内阁官制，总算附着《内阁办事暂行章程》一起推出。

　　清朝的“责任内阁”模仿日本，其章程可谓“难产”，其人员安排则为移花接木。如关于内阁负责人的官职，日本只设总理一人；清廷则除总理外又加设协理二人，这隐然部分沿用了军机处以多设员额而互相制约的陈规。更重要的是，日本在由太政官制改为内阁制度时，身为皇室旧贵族的原太政官三条实美，退为内大臣专治宫中之事，“草莽出身”的伊藤博文“超然”出任内阁总理，于是只有亲王和公卿才能充任大臣的传统宣告结束。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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