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平等状况。衡量一个社会的平等程度如何，取决于其社会经济地位结构状况。社会经济地位结构由诸多的地位变量决定，如教育程度、收入状况、职业、性别、种族等等。在诸多的地位变量中，与*参与水平密切相关的是教育程度、收入状况、职业，尤其是教育程度对*参与水平影响最大。

　　美国当代*学家阿尔蒙德和亨廷顿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时，都发现：教育与*参与的关系最为密切。亨廷顿得出结论：“按平均数来说，每多受一年教育，个人积极参与程度（评分范围为0－100）约增加2.5分。”〔1〕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新式教育有了很大发展，新式学堂增长的绝对数量相当惊人，1909年已有新式学堂52348所，但教育在质和量两方面仍然不足。这与当时的人口比例很不相称。据1909年统计，中国的千人入学率仅为3.7人，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203人、日本112人，而且不及墨西哥55人，智利56人〔6〕。清末民初中国国民的识字率很低。由于对识字率的界定不同，所以统计的数据也不一样。若以粗通笔墨为标准，识字率可达30％。若以能记帐、写信、作文、写诗为标准，则识字率仅有5％～10％〔7〕。据有关学者考证，此识字率可能比当时中国的实际水平偏高。即使如此，具有此种教育水平的公民去推动*参与，其情形可想而知。

　　晚清时期的收入分配状况是相当不平等的。据统计，1887年时，国民所得的21.14％，为占人口总数的2％的最富有士绅阶层所占有，其余归普通公民所得，按人均指数计算，最富有阶层人均所得是普通公民人均所得的13.23倍〔6〕。

　　由教育、收入等因素构成的社会经济地位结构相当不平等的状况会使得处于地位结构下层的公民产生较低的*功效感和*能力感，导致一种*参与态度的冷漠，从而影响*参与水平。

　　*体系自身状况。此亦是影响*参与的一个关键因素，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一方面，*体系自身的稳定状况如何将直接影响*参与的状况。在一个社会动荡、*纷乱的*体系中，*参与是难以保证的。另一方面，*参与的水平、程度在一定意义取决于*体系是否提供了充分平等的参与的机会和途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