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举动，则一切官吏之俸饷，衙署之建造，事事需财，何所仰给？”（注：影蓉：《沿边改建行省私议上》，《东方杂志》第5年第1期，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署归化城副都统三多奏请“整顿蒙旗”，拟将蒙地分为4部，分别设治于洮南、绥远、库伦、乌里雅苏台，各设大臣1员，其下分设总务、调查、警政、垦地、劝业、财政、编练、文化、裁判、交通、交涉、谘议12局，预计筹蒙经费在开办之初每部拨120万两，然后每年递减20万两，5年减尽，认为这样可以“以蒙财治蒙地，当可安中夏而御强邻”。结果被会议政务处否决，理由是：“费巨事繁，难以猝举”。（注：《清实录·附宣统政纪》卷16，第310-311页。）此可为上述说明之一例证。蒙疆建省无成，对于清政府而言，实在是无可奈何之事。时人评论说：“光绪三十三年辽疆建省之后，前粤督西林岑公随有统筹西北全局各边拟设民官以固边卫之请，朝廷颇韪其议，顾以绌于行政费之故，谦让未遑也。然西北五省、西北六省之说，实昌于是时。”（注：张超宗：《蒙边新制或问·自叙》，ｙǎｎ＠④山堂辛亥类稿，宣统三年印本。）诚然，蒙疆建省的规划仍然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三、川边改土归流与西康建省之议
川边地区即所谓西康，乃古康、藏、卫“三区”之一，介于四川、云南与西藏之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譬之藏为川滇之毛，康为川滇之皮；藏为川滇之唇，康为川滇之齿，且为川滇之咽喉也。岂第藏为藩篱而康为门户已哉？”（注：傅嵩＠⑥：《西康疆域记·按语》，《西康建省记》，成都公记印刷公司1912年版，第1页。）可见川、滇与康、藏之间唇齿相依的关系，而西康又是联结四川、云南与西藏的交通枢纽。
清沿明制，在川边实行土司制度。长期以来，川边地区处于土司封建割据状态，交通闭塞，生产落后。清末，随着英国侵略势力武装入侵西藏，直接威胁到四川与云南的安全，西南边境危机四伏。鉴于川边地区与川、藏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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