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六年(1836)，皇帝召见知府张集馨，告诫他不能光是洁身自好，还要管好属吏：“持身虽严，而不能察吏，尚未能了我事也。”“我岂肯以好好地方，听人糟踏耶！”二十七年(1847)，道光帝召见川臬张集馨，要他赶快赴任，说”我地方要紧，汝明日不用再递牌子（意为不再召见）”（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页。）。道光帝一口一声地“我”的地方，“我”的事情，将国家、地方、政事都视作“我”的。本来，朕即国家，政事、地方、人民都是皇帝的，不必讲了，问题是道光帝这里是要求官员协助他把政事、地方、百姓管理好，使国家安宁、百姓乐业，从这里我们看到道光帝的治理好国家的一种责任感。他将国家、人民看作是他所有的，很自然地具有管好的责任。因此说他有责任心，不足为奇。“朕即国家”，是专制主义的代名词，皇帝是专制主义的象征，对这种专制皇权应予批评，多年来都是如此做的。不过皇帝对国家的那种高度责任心，以至有的亡国之君以身来殉社稷，后世走马灯式的国家治理者很难有那样强烈的感情。因之，高度责任感的治国精神是值得提倡和继承的。 

道光帝遗诏：“仰为列圣家法，一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本”（注：《清宣宗实录》卷351，“二十一年三月”条，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道光帝是遵循皇家家法的，咸丰帝也是如此。清朝的“勤政爱民”家法，确是代代相传。这是将皇帝对国家臣民的责任心具体化了，应有可以称道的内容。

（資料來源：《江汉论坛》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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