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启超近为《说群》一篇未成，将印之《知新报》中，实引申诸君子之言，俾涉招众生有所入耳。本拟呈先生改定乃付印，顷彼中督索甚急，遂以寄之，其有谬误，请先生他日具以教之也。”（注：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10-111页。）尽管梁启超对严复有执弟子礼之意，甚至提出“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注：梁启超：《说群自序》，《知新报》第18册（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六日）。），但从他当时所作的《说群》等文章来看，他并没有准确掌握严复群学的真正含义（注：梁启超到日本后，才有群学即西方社会学的认识，见其《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载《清议报》第10册，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同时，梁启超等人产生研究群学的意图，如《知新报》第86册（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一日）刊载《政学会章程》，称：“对*学关系切近者，有哲学、群学、资生学等，本会皆研究之。”）。
虽然康有为、梁启超的群学不是社会学，但他们对西方社会学并不是毫无了解。康有为开始接触西方社会学，日本书籍是一条重要途径。据康有为自述，早在19世纪70-80年代，他就主张翻译日本书籍。他在《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中说道：“昔在圣明御极之时，琉球被灭之际，臣有乡人，商于日本，携示书目，臣托购求，且读且骇，知其变政之勇猛，而成效之著也，臣在民间，募开书局以译之，人皆不信，事不克成，及马江败后，臣告长吏，开局译日本书，亦不见信。”（注：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23页。）康有为此说现在难以证实。不过，1896年，康有为得到日本书目和一批日本书籍，并在此基础上编写成《日本书目志》一书，其中列有社会学书籍21种（注：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康有为全集》第3集，第759、760页。据姜义华先生考证，该志1897年编成，1898年春由上海大同译书局梓行（参见《第三集编校说明》）。从康有为排列的书目来看，社会学的范围比较宽泛，说明当时学科的界限并不是非常的明确。）。
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合群立会之说被称做群学这一问题，亦有考察的必要。其始作俑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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