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既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群学不是真正的社会学，那么将中国社会学的起点定于1891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授群学之时的说法，就值得重新考虑了。

最早提到西方社会学的文章，是严复1895年3月在天津发表的《原强》一文。但在这篇文章中，他只是简要地介绍斯宾塞的社会学。1897年12月至1898年1月，严复在《国闻汇编》第1册以《劝学篇》为名刊载斯宾塞尔的《社会学研究》一书第1章（题为《论群学不可缓》）的译文。1898年，章太炎参与《昌言报》笔政，于第1-6册连载曾广铨口述、章太炎笔译的《斯宾塞尔文集》，并于第8册续刊一次。在第1册发表的《本馆告白》中曾有说明：“斯宾塞尔为英之名儒，生平著述甚多，专讨求万事万物之根源，每假格致之说，显微妙之理，实为考究新学者不可不读之书，早为欧洲人士所推重。前天津《国闻汇编》译其《劝学篇》，读者莫不心餍意惬，惜未及译全。兹本馆觅得其全集，特按期译登报端，以饷同志。”（注：《昌言报》第1册（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一日）。）然而《昌言报》上登载的《论进境之理》、《论礼仪》，亦只是斯氏文集中的两篇短论，即《进步：它的法则和原因》以及《习俗和风尚》的译作。尽管两文含有斯宾塞关于社会进化的思想，却不能算做斯氏的社会学著述。同年，维新派在日本神户出版的《东亚报》，开始刊载斯宾塞著、日本涩江保编纂、韩昙首译述的《社会学新义》一书。此举可谓国人从日本稗贩西方社会学著作的开端。

比较完整地翻译西方社会学著作是从章太炎、严复等人开始的。章太炎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对社会学的了解更为深入，他认为岸本能武太1900年出版的《社会学》一书“卓而能约，实兼取斯、葛（葛通哥斯，又译做吉丁斯——引者注）二家……可谓发挥通情，知微知章者矣。”（注：章太炎：《社会学自序》，汤志钧编《章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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