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合群立会之说与社会学未能区而别之，与严复也大有关系。一是他对社会学的介绍仍过于简略；二是他在介绍社会学时，引经据典，容易引起误会；三是他认为维新之事，“独难为功，众易为力”（注：《天津国闻报馆启》，《国闻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转引自《戊戌变法》(4)，第529页。），因此亦尽力提倡合群主张。在《天演论》中介绍赫胥黎、斯宾塞的进化论时，合群保种之论比比皆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受此种思想的影响可能远远大于受其群学的影响。

还有一点应该提及。清末群学一词不仅指社会学和合群立会之说，当时还被用来指广义的社会科学（注：李培林认为，谭嗣同在《仁学自序》中使用的“群学”、“社会学”等词都是各门科学或西方各门社会科学的意思，与严复的“群学’，相去甚远。（参见李培林等《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社会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17页）丁乙也用西学、西政、西教三分法来考察，认为此处之社会学，“显然归在西洋言政之属”，当指西方“强调兴民权的那些学说著作”。（参见丁乙《西方社会学初传中国考》，载《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6期）谭嗣同以“群学”一词指各门科学应无疑问，但谭嗣同此处社会学一词的含义似应做进一步推敲。）。肇其端者即为严复。他在其早期译稿《国计学甲部》中说：“以群学为之纲，而所以为之目者，有教化学（或翻伦学——原注），有法学，有国计学，有*学，有宗教学，有言语学。”（注：王轼主编《严复集》第4册，第847页。）后来他在北京通艺学堂演说西学门径功用时又提到：“群学之目，如*，如刑名，如理财，如史学，皆治事者所当有事者也。”（注：严复：《西学门径功用》，王轼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95页。严复此举，似由他对西方社会学的误读引起。此事影响颇大，当另文讨论。）1901年，蔡元培步严复之后尘，在《学堂教科论》中亦如是说，其群学之下列有伦理学（含国际私法）、政事学、文学三类，政事学之下又列政学、法学、计学、教育学、地政学、史记学、兵学、外交学等八项，而各项之下尚有更细的科目（注：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143-144页。）。按照严复这一说法，*学包含在社会学内，那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把合群立会之说称做群学也在情理之中。这应是当时人们将合群立会这一*思想与社会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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