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53页。）于是翻译该书，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这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社会学著作。1902年末，日本涩江保编纂的《社会学》由金鸣銮重新译出，由上海开明书店发行。1903年，严复译《群学肄言》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同年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同一年，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由马君武翻译一部分出版，日本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由麦仲华翻译，以《人群进化论》为名出版，美国社会学家吉丁斯著的《社会学原理》一书的提纲《社会化理论》亦由吴建常以《社会学提纲》为名翻译出版。
大约同时，人们开始考虑将社会学列入学堂课程。1899年10月，中国、日本拟合办广东东亚同文书院，在其第三年东文课程中便列有社会学（注：《知新报》第102号（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十二日）。），不过该院因故未能办成。1901年，杭州求是书院开设社会学课，并进行考核。其社会学考题为：“国多海滨，民易进化说。”（注：宋恕：《求是书院课题》，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319页。当时宋恕任该院汉文总教习，与这一举措应有较大关系。从当时翻译出版的几本社会学著作来看，西方早期社会学受生物进化论、地理环境论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颇大，与现代社会学有很大不同。）次年，马相伯等人创办震旦学院，在文学科的附课*类下，列有社会Sociology一项（注：马相伯：《震旦学院章程》，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页。）。1903年，张之洞等人在《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在经学科（附理学）、文学科的随意科目中列有“公益学”，并注明：“日本名社会学，近人译作群学，专讲公共利益之理法，戒人不可自私自利。”虽然张之洞等人对社会学的理解有所偏颇，或许有意对社会学的内容加以限定，但能提出开设这一课程，亦颇为难得。（注：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第578-591页。）
综上所述，如果以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最早介绍为标准，则中国社会学的起点应为1895年严复发表《原强》一文之时。不过，在1902-1903年间，几本社会学译作在中国赓续刊行，同时国人初步认识到学习社会学的重要性。这一时期，似更适合作为社会学在中国的起点（注：孙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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