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没有进展，璞科第、巴甫洛夫又试图秘密会见户部尚书翁同龢以便劝诱。不料遭到翁的拒绝，巴甫洛夫将此事报告给了彼得堡方面（注：《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06页。），翁氏日记证实了此事。1月25日翁日记云：“巴百罗福函称有密事面商，或来就或赴彼，拟明日函辞以疾”（注：《翁同怲日记》第6册，第3086页。）。巴在电报中称翁“怕引起怀疑，因为他与外国人根本没有私人来往，”这种判断应该说基本符合翁的处世特点。但他又断言翁将“秘密与李交涉，与李分润”（注：《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06页。），这恐非实情。以当时翁、李二人在朝中的地位以及晚清官场中派系斗争的复杂状态而言，似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更何况，当时翁同龢对李鸿章一味亲俄的倾向颇有微词。在这一天的日记中，翁又记：“李相书云巴致恭邸，坚请许使（景澄）诣彼都谈借款，微德（维特）电谓不借即失和云。法使到署亦拦阻英款，李相欲就俄缓英，试问何术以缓之哉？”（注：《翁同怲日记》第6册，第3086页。）次日翁又记云：“饭后合肥（李鸿章）抄吴王（乌赫托姆斯基，Prince Oukhromski，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电，谓若不借俄，则伊与户部（俄国财政部——引者）代中国出力之处前功尽弃，再缓数日即迟矣云云。合肥颇急，令璞科第电微德商半借，又请速发许电令赴俄京，至如何拒英则并无一字也。晚再诣合肥，值其他出，作函告以恭邸未入，须明晨会商。”（注：《翁同怲日记》第6册，第3086-3087页。）这些记载隐约证明俄人所说与李鸿章的密谈确曾有过，而翁对李不考虑全局，一味主张借俄款并不以为然。这种情况下，他怎会倾向主张借俄款并与李“分润”？巴甫洛夫在没有见到翁的情况下，便如此臆断，确有些匪夷所思。
张荫桓是总署大臣中的活跃人物，在胶州湾、旅大交涉前后他的亲英倾向十分明显，与李鸿章时有分歧。尽管俄国人知道未必能彻底扭转他对俄国的态度，但设法接近这位总署中实权人物还是必要的，甚至是必须的。26日晚，璞科第、巴甫洛夫与张荫桓进行了秘密会面，这从张日记“至俄馆一谈”（注：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第5页。）的记载得到了证实，可惜谈话内容日记中毫无反映。巴甫洛夫称张荫桓“保证”，俄国人“在此事及以后的事件上可以完全信任他”（注：《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06页。），这种常见的外交辞令恐不能说明张已被收买，事实上，张荫桓在总理衙门中与李鸿章大唱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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