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必须订约，“过期无复，俄国即自行办理，不能顾全联盟交谊”，并表示“俄计已决，无论何国出阻，均所不计”（注：《许文肃公遗集》卷10，电报，第30页。）。3月20日，许景澄见俄方限期已近，再次约见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后者竟然避而不见。同时，俄国还由海参崴出动军舰，运载部分武装人员到旅顺口，以加强先期到达的俄军（注：上述有关旅大交涉的过程主要参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沙俄侵华史》第4卷的相关章节。）。
非常明显，到3月21日的时候，事态已经发展到对中国下最后通牒的时候。俄国已协调好了与列强的关系，俄舰和武装人员（虽人数不多）已占据了旅顺口，胁迫清政府签约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这种局面下，清政府的态度早已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了；换言之，即使像俄国档案里所说的，负责对俄谈判的李鸿章、张荫桓真的被“收买”了，那么他们在“促成”旅大租借方面的作用也很难说是根本性的。维特回忆录称，居于颐和园的慈禧太后“受了英日两国外交官的影响，坚决不肯割让任何地方”，后因李、张二人“劝她让步”，“太后终于答应签署协定”（注：《维特伯爵回忆录》，第79页－80页。）。这一说法并不准确。从中方文献看，慈禧太后当时并未召见李、张二人。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资料能够说明李、张为了实践对俄国人的“承诺”而劝说了哪些人（包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而且也没有确凿的材料说明清政府曾有过欲用武力阻止俄国人的考虑，所以，维特回忆录里所谓因使用了贿赂手段而避免武力冲突的说法完全缺乏事实依据。
另一方面，从中文资料反映的情况看，当时北京城内朝野上下群情激愤，反俄声势高涨，总理衙门的大臣们惟恐担负责任，纷纷退避。这种情势下李、张是否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受到俄人利诱而为其奔走效力，出卖民族利益，这一点确实不能贸然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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