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罗曼诺夫的研究，蒋廷黻在为民耿译《帝俄侵略满洲史》所作序言中评价说：“著者所用的材料几全是俄国方面的，所谓满洲问题是个多面的问题，他方的材料，尤其是中日两方的材料，如不利用，那事情的真相就不易得见了。”（注：民耿译：《帝俄侵略满洲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这番论述是针对罗曼诺夫的总体研究而言的，当然也涵盖像李鸿章、张荫桓“受贿”这样的细节问题。由于连只字片语的中文原始材料都没有引证，使得罗曼诺夫对清政府的决策过程及其内部分歧，特别是对李鸿章、张荫桓的处境，十分隔膜。在此情况下仅仅依据俄方的材料得出的结论自然难见“真相”了。如果进一步比较研究中俄双方的原始资料，璞科第与巴甫洛夫在函电中说的与李张“机密会谈”及“付款”情况是否可信，仍可作深入分析。 

根据《红档》，3月21日巴甫洛夫与璞科第再次电告彼得堡方面，称“今天”与李鸿章、张萌桓会面，“作机密语”，告诉他们，假使旅顺口及大连湾问题在3月27日办妥，并不需要俄方的非常措施时，“当各酬他们五十万两”。据称，“两位大臣均申诉自己的地位非常艰难并述及官吏阶级愤激心情，向皇帝上了无数申请书”，勿对俄国的要求让步（注：《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07页。）。中国士大夫愤激心情，上书反对向俄国让步，这些情况即使不与李、张会面，俄国人也能了解到。从电文语境看，电报是与李、张二人“密谈”后发出的。由于该函电并未详细说明密谈的地点与具体时刻，现在只能依据翁同龢、张荫桓日记的记载，来分析其可能性与合理性。 

据翁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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