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荫桓流放新疆前后事迹考述》，载《新疆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向璞科第求援不是没有可能的。按照俄国人的说法，“外交部并不反对付给张荫桓一万五千两，因为可以使以前在张荫桓手下任事的中国官吏对我国有良好的印象，可能以后对我国有用”（注：《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12页。），这里并没有说付款与兑现租借旅大时的许诺有什么关系，而是出于拉拢这位联系人、培植亲俄势力的*目的（注：从种种情况分析，在张手下任事并深得其信任的首推是梁诚（字震东，后来曾任驻美公使）。张荫桓下狱后，梁诚四处奔走，疏通关节。据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称，一些英国人曾计划在流放途中将张劫持到英国使馆保护起来，他们便是通过梁诚将消息设法告诉张荫桓的，但遭到张的拒绝（参阅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115页，注释2）。所以，受张荫桓之托向璞科第求援的这位神秘人物可能仍是梁诚，况且戊戌年八月张氏西行途中也确实出现过他的踪迹（参阅王庆保、曹景附图{图}：《驿舍探幽录》，收入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所以，既往研究中将其视为与租港相关恐有偏差。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1922年《红档》杂志选编档案时遗漏了其他相关函电。
俄国人对李、张从来都不是等量齐观的，在谋求借款的收买活动中，分别以50万两和25万两的差额价码收买二人，即是最好的说明。然而，1898年3月21日却出现了承诺给予李、张同等的50万两巨款的情况。如果说这是因为俄国方面突然感到张荫桓即将发挥重要作用而临时改变了以往对他的态度，也不是没有理由。可是，从《红档》载函电看出，俄国人通过向李鸿章百分之百兑现“承诺”体现出的“信义”，并没有完全落实在张荫桓身上。如此说来，俄国人声称他们履行了对李鸿章的“信义”本身就值得怀疑。
综上所述，《红档》所刊借款函电和租借旅大函电反映的情况有明显不同。尽管关于借款的6件函电中个别说法与实情有所出入，但基本情节（如时间、地点）均很具体，且与有关中文资料相吻合；关于旅大问题的15件电文中反映的情况则很模糊，诸如与李、张“作机密语”的具体时间、地点均不明确。这种“虚”表达恐怕不是语言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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