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为旅大租借协定签订前夕清廷决策过程的大致。当时，在俄国人的恫吓和威逼下，大臣们都感到局势难以挽回，生怕被陷在这桩只能带来骂名的交涉中，纷纷借故逃避，李鸿章、张荫桓也不例外。作为当事人，张荫桓的日记自然会有替自己开脱和辩护的地方，夸大和片面的地方在所难免，不过将其与翁同龢日记等比较分析，大部分情况还是客观可信的。从根本上说，旅大订约是俄国武力强占和外交讹诈的结果。然而，3月24日巴甫洛夫给彼得堡的密电却称“允许的报酬起了应有的作用”，说“李鸿章和张荫桓显然已使其他大臣及亲王等对此发生兴趣”，（注：《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08页。）这里将旅大租借协议的签订完全归结于李、张的极力促成，这恐怕与事实有相当的距离。 

维特笔下反映出的李、张积极为俄国“效力”的情况，与其说是事实，倒不如说反映了他时隔多年以后撰写回忆录时的心态。这位后来被尼古拉二世罢黜的政府核心人物，在1906年后只有通过撰写回忆录来表白自己的“历史功绩”。在回忆录中，维特并不讳言当时对外交部远东政策的不满，他视穆拉维约夫为“侵略主义的冒险家”。尽管在1898年春他对穆拉维约夫建议武力占领旅顺口予以了事实上的认同和支持，事后也得到了穆氏“衷心的感谢”（注：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第180页。），可多年后却仍然鼓吹其“和平”政策的神奇力量，与昔日的政敌暗比高低。为了显示自己在旅大交涉中的功劳，维特甚至吹嘘，他令下属从事的收买活动是瞒着尼古拉二世进行的，事后颇使沙皇感到“意外”。而核诸《红档》披露的函电，可知此事先已征得沙皇的同意（注：《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03页，注释1。）。这些细节的差异有可能是多年后回忆的失误，但的确流露出了维特夸功的心态。实际上，罗曼诺夫很早就批评说：“他在生前用尽了千方百计，死后又用他自己的《回忆录》，以利于制造并最广泛地散布一种神话，似乎他的政策纯粹是‘和平’性质的。”（注：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第6页。）只有了解维特晚年落魄的*处境，及其回忆录中透露出的自我吹捧的倾向，才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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