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对*讲究实用，他对《资治通鉴》颇为肯定，说它“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而对《左传》则不甚许可。在一次举行武科考试的，有人提到要考此书，他道：“左转浮夸”[58]意思就是说它内容不切实用。他称赞明朝张居正所著的《尚书直解》和《四书直解》，说它“俱精实之义，无泛设之词。”[59]因此，他认为“经学史乘，实有关系修齐治平，助成德化者，乃为有用。”[60]他说“学问无穷，不徒空言，惟当躬行实践。”[61]《四库全书提要》在康熙所撰《易经》和《书经》的《日讲解义》条下，曾概括地指出：于易“以示人事之宜，宜于帝王之学”，不是“儒者拘泥章句’株守一隅”。于书“大指敷陈政典，以昭驭之纲，……而名物训诂，不复琐琐求详”。封建时代所谓“帝王之学”就是如此。康熙是善于运用它作为统治术的。康熙的思想渊源固然出子儒家，但他却并不迂阔执拗，他以为“自古帝王治天下之道，因革损益，期于尽善，原无数百年不敝之法”[62]。

         康熙好讲理学，对宋朝朱熹极尽恭维之能事。可是对待那些自命为理学家的臣属们；每当看到他们虚伪作态，名实不符的地方’更加以无情的揭露．江苏巡抚张伯行，平时大谈理学，负有清官之名。康熙指出说：“其刻书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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