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帝研读儒家经典是从康熙开始的。康熙八年(一六五三年)“幸太学,释奠先师孔子,讲《周易》、《尚书》”[51]这年康熙十六岁,当然只是一种表示尊孔的形式而已。但是从此却一步步由先作出典范,然后认真学习起来。康熙九年所颁行的《圣谕十六条》,其首条既为“敦孝悌以重人伦”,要标榜什么是极其鲜明的。
康熙是很好读书的一个人,他的学习方面颇广,举凡词章、声韵、历算、律吕等无所不究。但对哲理的研求,乃是儒家的几部经典。康熙九年下谕礼部“举经筵”。经筵是仿效明朝为皇帝专设的讲习《四书》、《五经》的一种制度,有“经筵讲官”。康熙对此做得最勤,就在三藩战争炽烈之际,他仍然命令“每日进讲如常”[52]。并要求“侍臣进讲,朕乃复讲,互相讨,庶有发明”[53]。还告诫讲官:“嗣后经筵讲覃,称颂之处,不得过为溢辞,但取切要,有裨实学。”[54]这说明他是想要把儒家的一套学术理论学到手,以便从而发挥“内圣外王修齐治平之道”。康熙极推崇《尚书》,说它记载帝王道法,关切治理。朕留心研究,……著将《尚书讲义》版刻刊行。”[55]他想要得到什么东西是很清楚的。康熙是笃信儒家学说思想的。其对儒家以外的学说是持否定态度的。说:“诸子百家,泛滥诡奇,有乖经求。”[56]批判地指出,“古来人君,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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