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除利用编纂《明史》来笼络知识分子以外，还扩大延揽他们从事编书工作。康熙时期编成了许多书籍，内容无所不备，有的在今天仍有研究参考价值。而他均这一作法是和他的争取知识分产政策连结在一起的。举例说，徐乾学是当时的著名文臣，做都御史，被参劲“招摇纳贿”。然而并未冶罪，只给假回籍，仍命在太湖．洞庭山带领书局纂修《一统志》，借此便笼络来阎若璩、顾祖禹、胡渭、黄仪等许多专家学者。这种编书的风气还影响到皇族，皇三子允祉即用杨文言纂修《律历渊源》，用陈岁君编辑《古今图书集成》。桐城文派创始人方苞，受到《南山集》文字狱牵连，本应冶罪，给予赦免，命参加编书，后任“武英殿修书总裁官[50]。总之，康熙认定只到要想社会安定，政权稳固，必需笼络来一大批知识分子，使他们肯于在清政权统治下受职任事；至少不再心存敌意，不再谋图反抗。因此，他对那些即使是隐居逃世，拒不出来作官的人，只要不作公开的诬蔑言论和反清活动，就给以宽容，听其“我行我素”。如象李颐，遁居土室，屏绝交游，不但不加追究，反而予以赞勉。顾炎武洁身世外，埋头著述，也便听之。至于黄宗羲，他还受聘在地方书院讲学，那就更是欢迎的了。我们要知道，康熙之所以要这样作，主要目的在于取得其政权的稳固。如果一旦触及到政权的威信和安定时，那就决不会饶恕的。康熙只是一个有作为的君主，并不是一个善良的人。

四、思想和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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