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鸿词科”还起了一种显著的作用，即使得朝中重要官员特别是满洲贵族大员知道尊重知识分子，如像本不肯来北京参加考试的山西著名学者傅山，他“令其孙执鞭，乘一驴车，至崇文门外，称疾野寺。八旗自王公侯以下及汉大臣之在朝者，履满其门”[46]在康熙身边当侍卫的曹寅，就是在这时结识了许多名士，为他后来做织造、盐官时，在南方替康熙拉拢知识分子打下基础的。

  康熙对所录取的这批知识分子的工作安排，是派他们担任纂修《明史》。这一着也很高明，借此还可以拉拢来不愿作清朝职官，却愿为前朝修史的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像万斯同、刘献廷、王源等就是。他们都是通过朝中高级官吏以延聘方式招致来的，因而有“布衣”之称。万斯同在北京就颇受到朝野人士的敬重，其友人李塨曾记道：“朝廷平定三藩后，尚词学，公卿从风靡。读书名士，竟会都门。季野（斯同之字），以博淹强记为之冠。开讲会，皆显官主供张，翰林、部郎、处士率四五十人，环坐听季野讲。”[47]正是在这种浓厚的学术活动气氛中，将知识分子慢慢争取过来，使他们由敌视转变为亲附。

         康熙在巡行中到处争取知识分子。康熙四十二年（一七零三年)他到西安，首先问及李颙，希望能够见到他。颙推病不出，便命将其著作取来。颐派他的儿子送来所著书，康熙亲自接见并对他说：“尔父读书守志，可谓完节。朕有亲题‘志操高洁’匾额并手书诗帖以宜尔父之志。”[48]康熙四十四年(一七零五年)南巡回銮途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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