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他要“以德化民，以刑弼教。”这纯粹出于儒家思想。他的意思是，不能不教而诛。但对该当治罪的还要治。说“刑者所以禁暴止邪。若豪强猾奸宄，毋使漏网；贫弱无知者，虽偶失于宽，亦因此，对待贵族大吏则必要重处严惩。康亲王杰书的家人辱骂顾天府丞王维珍，即“从重治罪，伊主一并察议”[80]。太仆寺少卿胡简敬在本县地方作恶多端“一门济恶，霸占民人妻女、田产，诬告盗情，致毙人命”，即命将胡简敬“于彼处(本县)正法治罪”。山西巡抚温保、布政使甘度，为官极恶，致使“蒲州之民，皆逃入山中”。康熙即派人往抚。嘱咐所派的人说： “如不肯降，即押温保，甘度至彼处立斩。”[81]这真是大快人心之举。当然，在封建时代，法律是经由地主阶级制定的，它是保护其阶级利益及种种特权的工具。但重视法纪与不重视还是有区别的。
至于康熙本人的作风，对他的一生业绩也有一定的影响。今举数点于下：
（一）不接受尊号
康熙在每次进行统一的斗争中获得胜利时，朝臣藩属总是奏请加上尊号，他都严峻拒绝，并且坦率地讲出道理。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年)，平定三藩，请上尊号。他说：“八年之间，外内骚动，兵民交困……倘若再延数年，百姓不几疲敝耶?”[82]二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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