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予以了论述：1、几十万军队在此地聚集，造成了这一地区粮食的紧张；2、湘军军纪败坏，滋扰地方，鱼肉良民；3、战争使本来很坏的灾区环境受到了人为的污染[54] 。这些揭示不无见地，不过还显然存在不少的可以申论和补充的空间。首先，谢总是把战争造成的破坏一律归罪于清军，这大概是在某种既有观念指导下而产生的认识。对地方的滋扰和环境的破坏，显然不会仅是清军一方造成的。其实，在文献中，同样因为立场问题，时人追究的大都是太平军的责任。比如沈梓叹言：“凡贼兵攻吴江者，皆以劫掠、放火、*、割稻为事，……（黄先生：此后引文删除）”[55] 又如，从江南地区的方志中，可以发现，有相当多的建筑和公共设施都是在咸丰十年的所谓“庚申之难”遭受破坏的。《平贼纪略》中这样描述了（无）锡金（匮）太平军攻占前后的变化：
吾邑庚申以前，城乡民稠地密，半里一村，十里一镇，炊烟相接，鸡犬相闻，市肆繁盛。……遇难以后，附郭周围，一望平芜，惟东门外亭子桥存民房百间，西门惠山存祠庙数百间外，其余瓦砾盈途，变成焦土[56] 。
这样，环境的恶化自然不可避免，当年夏季，在苏州，遗骸遍道，浮胔满河。时天晴，炎气熏蒸，臭秽难闻，好善者方以芦席裹之，埋以土。过善人桥，见一尸仰卧河滨，一蒙茸肥犬啮其股；一尸横岸草间，覆以败席，上露发蓬松，下露足弓鞋，宛然古诗：发纷纷兮置渠，骨籍籍兮亡居。思之惨绝[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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