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除谢所言及的三点外，至少还有以下几个由战争直接造成的后果与瘟疫的发生和传播密切相关。第一，频繁的战事，严重地破坏了当地正常的生产和生活，致使饥馑载道，民众体质普遍下降。从咸丰十年到同治三年间，苏南和浙西的不少地区在太平军和清军占领中数度易手，战事频仍，人民或死于战火，或为躲避战火而出逃他乡，必然会严重影响农事和日常生活。比如在安吉，“自庚申至壬戌（咸丰十年至同治元年）贼往来不纪其数，民始时死于兵戈，其饿毙者尚少。至壬戌五六月，颗粒难收，民皆食木皮青草，由是八九饿毙。”[59] 在嘉兴，“（咸丰十一年九月十一日）逃难返乡之人饿死无算，田坂地角及干枯丛中皆有死尸。盖自前月廿六日逃难而出，至是已二旬日，而贼犹未退，即有囊资，亦告罄矣。其无囊资者，安得不死。”[60] 又如在常熟，同治元年四月，支塘、白窑、双风、浚仪等处“被零匪焚掠，水多浮尸，翻掘秧畦寻觅财物，致令农散田荒”[61] 。第二，由于战争严重破坏了当地正常的生产和生活，致使各地难民不断增加，同时，咸同之际，苏北及江北其它省份时有旱蝗等灾发生，大量饥民纷纷南下觅食，特别是同治元年，“各省旱荒，兼受蝗害，灾民纷纷渡江，不下数万，而留养淮扬复十余万”[62] 。难民生活无着，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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