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六年五月）向营退丹阳，上游难民纷纷南下，……旋锡、金派养难民三千余人，分四门寺庙居之，时值亢旱酷热，臭秽不堪，疾病丛生，急为之医治，疫气传染，死者颇众[63] 。 

这一次，难民爆发瘟疫的记载则更为多见，比如，在常熟，“复有留养难民，杂处祠门，藉苫寝地，酿成湿疾，时疫又兴，死者相继，妇哭儿啼，遗溺遍地。”[64] 又如在湖州，“利济寺中难民独多，天甚炎热，四处散居，人皆坐卧地上，各相枕藉。又均病泻痢，秽气逼人，死者日二十余人。”[65] 第三，军队和难民的流动也直接导致了疫病的流传。与嘉道之际大疫基本分布在一些重要的交通干线上不同，这次在浙西西部的孝丰、临安和昌化等地也有严重的疫情发生。而这些地区，地处山区，相对地广人稀，交通也较为闭塞，在嘉道之际那场影响面更广的瘟疫中，均未被波及。该区为浙皖间的重要通道，从咸丰十年开始，太平军在这一地区数度往来，疾疫极有可能就此从苏南或嘉兴和湖州的中心地区传入。据上文所述，这一地区的瘟疫是真霍乱的可能性较大。如此，那么它应是由太平军带入的，因为在嘉道之际的大疫中，该地区未受影响，而此后江南又再没发生大范围的霍乱流行[66] 。第四，战争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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