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清末，政府由于组织能力减弱，只好重视买蝗法。沈葆祯认为在挖蝗蝻时，“非由乡民自行穷探，不能如蓖如梳，无所遗漏”。为了使乡民有积极性，他认为由地方官定价收买，最为有效，“冬收子一升，胜于明年捕蝗百石，今冬费银一两，必于明年收利千钟”44。有时官方也劝地方富户协作，如在光绪二十一年夏四月，馆陶县“蝗食麦，官劝富室买蝗，捕杀之，幸未遗种”45。 

    3.雍正与刘猛将军庙 

    国家也对与捕蝗有关的乡村社区文化产生影响。在这方面，华北一带刘猛将军庙便与雍正皇帝和大臣李维钧有关。 

    雍正二年七八月份，蝗灾基本上消除，这时的奏折以故弄玄虚的歌功颂德为多。李维钧抛出了刘猛将军庙以媚雍正。他提到，康熙五十七年时天津一带蝗灾严重，他当时因任守道而亲往督捕，束手无策。“因思南方有刘猛将军相传为捕蝗之神，臣虔叩默祝，仗神之灵或使蝗尽入于海，或使之伏而不飞，或使之暗灭，有一感应，许于各府立庙岁祀”。结果蝗皆伏于原处不动，遂得大力扑捕，收效甚大。接着他大吹在此后修建的刘猛将军庙的威力，他声称在雍正二年，由于建了庙，不但农业区的蝗蝻被灭顺利，就连宁晋泊洼地的芦苇地带，飞蝗也“皆挂死芦苇枝叶之上，一如五十七年天津等处之自灭……官民称奇，莫不仰颂我皇上盛德大业，洪福齐天，故感召神明效灵微异，自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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