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钧上奏显然符合了雍正的心态，雍正对其奏折的评价是:“此奏甚好”。命令山西、陕西、河南、江南、山东等地的督抚皆兴建刘猛将军庙。雍正十一年，雍正仍未忘记此事，在他给山东巡抚岳濬的上谕中有:“从前北直、山东等省常有蝗蝻之患，自雍正贰叁年间，联降旨建立刘猛将军庙，以后而蝗蝻遂不为灾。此近事之显然可见者，今年江南、山东接壤之州县有数处村庄蝻子萌动，旋即扑灭，不知此数州县从前曾建刘猛将军庙宇否，若未曾建，当一体举行”。岳濬随后汇报:“东省各属于雍正贰叁年间遵旨修建刘猛将军庙宇，有特设专祠者，有附祀于八蜡神祠者，先后申报，未能划一。”雍正指出的地区大部分也建有刘猛将军庙，并且“春秋致祀”，没有建庙的几个县也在八蜡祠内附祀。岳濬除了让这些地方相地建庙外，还令山东其他未建庙之地区修庙。47 

    可见，与灾害有关的民间信仰常与政府行为大有关系。刘猛将军信仰在华北的推广正是皇帝和像李维钧这样阿谀官僚所为，不单纯是小农多神之文化心理所致。刘猛将军庙可以说是专制*文化的一种派生文化。另外，水旱灾害时的求雨和修龙王庙，也与地方官甚至皇帝有关。专制文化与传统迷信相结合，不但对减灾防灾产生负作用，而且对近代乡村文化的愚昧落后起到了强化作用。 

四、治蝗的变迁与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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