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郭维屏的《中华民族发展史》（1936）、黄籀青的《西藏民族是黄帝子孙之后裔说》（1936）、陈健夫的《西藏问题》（1937）、张元济的《中华民族的人格》（1938）、罗加伦等的《民族至上论》（1938）、熊十力的《中国历史讲话》（1938）、张大东的《中华民族发展史大纲》（1941）等等。在这些著作中，又以民族史方面的论著为最多，它们对于中华民族的起源、构成成分、地域分布、历史发展的分期（包括几大民族混合时期），乃至民族文化的特征、民族性格与精神等，均进行了各自的阐发，尽管观点不尽相同，但却都致力于传播全民族整体化的“中华民族”意识，以激发团结抗战的力量，所谓“叙述中华民族历史之悠久与光荣，以振起热烈民族意识”是也。因此，在叙述之中，他们也往往自觉意识到“不作此疆彼界之分”，认定“中华民族已结合为一体，故过去历史上，无论汉族，蒙族，或其他各族之光荣事迹，中华民族之全体，均当引为光荣”，“过去历史上各民族间之摩擦或战争，皆为当时情况，已成过去，与今日无关”。（74）毫无疑问，这些著作既是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产物，又反过来有力地促进了这一观念的社会渗透。
抗战前后，以“疑古”著称的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是最热心于传播和阐释“中华民族”观念的大学者之一。在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一腔热血、满怀*地呼吁中国境内各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中华民族”的大旗之下。1937年1月2日，他在《申报·星期论坛》上发表《中华民族的团结》一文，公开宣称：种族和民族不同，“血统相同的集团，叫做种族。有共同的历史背景，生活方式，而又有团结一致的民族情绪的集团，叫做民族”。虽然中国境内存在许多种族，“但我们确实认定，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75）。在此文中，他还特别强调中国历史上各种族血统混杂的事实，指出，其彼此之间在清代以前，“迁徙和同化，血统已不知混合了多少次，区域也不知迁动了多少次。所以汉族里早已加入了其他各族的血液，而其他各族之中也都有汉族的血液，纯粹的种族是找不到了”（76）。此后，顾氏又多次申说这些观点。比如，对于“民族”，他就反复强调“共同的民族意识”一点的重要性，认为“‘民族’乃是具有共同民族意识的情绪的人群”，“这种情绪能把宗教信仰、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各不同的人们团结在一个民族意识之下”（77）；对于中华民族的多种族融化，他则强调主要表现在文化方面，“文化原是生活的方式，应当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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