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以上称得上是清末和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认同过程中“民族”观的一大特点，那么，其第二个特点，我以为就是基本公认民族的形成、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历史过程。一部分人认为它是不断地融合各种族由小到大发展而来；另一部分人则不仅停留于此，甚至于认为它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还包括融合了一些较小的民族单位在内。其实这两者间只存在程度的不同，并无实质的区别。因为被融合的不少种族在历史上都曾经有过自己相对独立的国家政权，若按潘光旦上述的“民族”观来理解，即曾构成过小民族单位。也就是说，尽管在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有一以贯之的历史延续因素发挥着指向性作用，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般较大的民族单位融合进各种族、较小民族单位之数量及其融合程度，仍然会有所不同。如此一来，民族彼此之间就不仅有大小之别，各大民族单位内部在特定时期，也可能存在整体与部分的层次性差异，即存在所谓 “大民族套小民族”的复杂情形。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这是毫不足怪的。虽然，明确强调民族内的不同 “层次”性，是今天费孝通先生的贡献，但在民国时期，这种潜在的区分观点就已经广泛存在，当属确定无疑。 

“民族”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如何认识和定义，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93）民国时期中国人的有关理解既带有中国性，也具有世界性意义，无法简单地套用某一家“民族”学说来随意臧否它们，更不能以“人类学”、“种族学”和“*学”的界定对其横加指责。从本质上说，“民族”的概念只能由“民族学”来定义，而民族学同任何人文社会科学一样，都必须充分地尊重和正视既存的历史。 

除了“民族”观之外，整体的“中华民族”如何构成，或换言之，“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结构的总体特点究竟怎样，也是当时言说“中华民族”的学者们所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它不仅成为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构成这一观念赖以成立、引发广泛社会认同的知识基础。综观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各种议论与著述，关于这一点可以说大体

 << 上一页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