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的这种观点是否影响了国民党，还有待证实。1943年，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时，也公然地不再称汉、满、蒙、回、藏各族为“民族”。但蒋与顾颉刚又有所不同，他称各族为“宗族”而不是“种族”。在他看来，中国各民族并非为血统有别的异“种族”存在，而“本是一个种族和一个体系的分支”，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我们的各宗族，实为同一民族”（83）。由于蒋介石在抗战时期的独特地位，他的这一说法曾得到广泛播扬、一度几成“正统”。后来，像罗家伦的《新民族观》等一批有影响的民族学和民族史著作，就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对这一观念大加发挥。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关于“中华民族”观念，在国共两党之间也是存在差异的。中共并不像国民党那样，追求实现一种现实的“单一性民族”的 “民族一体化”，而只是认同一种多民族平等存在与融合的“复合性民族”之一大“民族共同体”而已。实际上，这也是其至今依然坚持的政策和目标。正是基于这种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理解，对于国民党的民族政策，中共有时便又会采取一种批评态度。如1943年，周恩来就明确谴责蒋介石以“宗族”视国内少数民族的行为为“民族歧视”，指出：“蒋介石的民族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在名义上，他简直将蒙、回、藏、苗等称为边民，而不承认其为民族。在行动上，也实行民族的歧视和压迫”。（84）。由此可见其分歧所在。（85）
但是，尽管如此，也应该看到，“九一八”事变特别是抗战爆发后，在认同“中华民族”这一共同的民族符号一点上，国共双方却又是毫不含糊、完全一致的。这一时期及其前后，社会上广泛流行、国共两党乃至其他爱国的*派别和文化集团都普遍认同的“民族统一战线”等概念，其中的“民族”指的就都是整体意义的“中华民族”，即为“宏观民族单位”而不单指某一具体的“基本民族单位”。（86）。这一思想史的事实同时也表明，从整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此时已经完全内化为中国各派*家乃至一般中国人致思国内民族命运的思维习惯了。
抗战全面爆发前夕，一位国民党人曾从国民政府的角度，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发展加以总结说：“自（民国）十二年一直到现在，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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