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增派军队,加强镇压。在直隶,即使是“未曾滋事”的义和团组织,也要受到严厉查禁。(注:1900年1月14日廷杰等致裕禄电提到, 新城县“东马营等村有演习义和拳jiàng强童百余人,未曾滋事,现已设法禁绝、驱逐。”(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4页。)1—4月,吴桥、宁晋、清河、新城、定兴、景州、任邱、永清、清苑、保定、蠡县等地发生义和团反教会斗争,裕禄均立即派兵前往镇压。仅任邱一地,就派去马步队将近三营。他还曾致电袁世凯,建议“两省合力捕缉”(注:《直东剿匪电存》,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71—97页。)。裕禄的这种政策,难道可以解释为是想利用义和团反对外国,是在“肆意玩火”吗?
一些学者说,“5月以后, 慈禧……对义和团的支持由暗中转为公开。”这也是与事实不符的。1900年5月1日(四月初三),御史郑炳麟上奏,认为直东两省对义和团实行“严禁”、“弹压”,均未奏效。他建议改变策略,把义和团编为官办的乡团,“备极牢笼之术,隐寓箝制之方”,使义和团改变性质,“有团之名,无匪之目,将见旁门左道,不逐自逃,演棍习拳,不禁自化。”(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第84—85页。)清廷将此奏转发裕禄、袁世凯,令其研究是否可行。郑之奏折是想用收编的办法把义和团变为由政府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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