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858年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谈判时，在来自外部（英法联军武力胁迫和列强外交诱劝）和内部（*横行和财政窘迫）的双重压力下，清政府终于作出鸦片弛禁的重大决策。鉴于鸦片贸易的臭名昭彰，鸦片输华谈判未由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出面，而由其委托李泰国和奥利芬特两人主持。据两人称，“英国并没有为了要把鸦片列入进口税率表而对中国全权大臣施加压力。”奥利芬特甚至说，在谈判时，他面告中方代表：按照额尔金的命令，“不坚持把这种毒品列入税则中，如果中国政府愿意删除的话。”奥写到，但是中方“不愿意这样作”（注：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63年中译本，第18-19页。）。由此说来，不是英国侵略者反倒是中国人自己要坚持鸦片贸易合法化了。这当然是一种贼喊捉贼不值一驳的强盗说词。没有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和不平等条约保护下的外国鸦片的大量*，中国不可能接受弛禁政策。但是，在1858年10月进行的条约谈判中，鸦片问题的确并未多加讨论即予决定。中英双方在该议题上主要交涉了两项内容，一是名称，双方均感到“鸦片”的名目赫然列入国家间的条约文本有些说不出口，在中方的建议下一致同意改称“洋药”的名称，并将其列在“药材”的栏目内。残人害命的毒品一变而成了救治性命的药材，可谓煞费苦心。二是税率，中方提出每担征税60两的方案，遭英美代表的强烈反对，美国代表提出税收限度原则，即高限维持在足以限制鸦片供应，不使鸦片商因利润太高而盲目大量进口；低限维持到足以排除*，不使鸦片商因税收太高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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