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加上土药（国产鸦片）的税收（19世纪90年代，在鸦片产区的大部分省份，土药厘金约占全部厘金收入的3%至4%）（注：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下册，第470-471页。），那么，清朝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鸦片贸易合法化剧增的财政收入将是一个十分巨大的数字。鸦片输华合法化确乎给清王朝提供了一个重要财源，但它只是一种饮鸩止渴的举措，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更是无法估量的灾难性恶果。
首先，它使鸦片的贩运吸食全面合法化。1859年，清政府重新颁布鸦片章程，除保留禁止官员、兵丁、太监等吸食鸦片外，“其余民人，概准买用”（注：中国史学会《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册，第220页。）。它使银钱外流，百业凋敝，民生穷困，道德堕落，给国人身心造成极大摧残。鸦片弛禁前，中国吸食鸦片的人约300万；30年后，有人估计吸毒者在中国有4000万（注：Wakeman and Grant: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California Unir.Pr.1975,P.154.）；到本世纪上半叶，在四川、甘肃、云贵、湖南的若干地区，吸食者竟然高达成年人口总数的70%以上（注：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上册，第131-132页。）。
其次，它刺激了中国鸦片种植的普遍化。禁种罂粟是清政府长期厉行的政策。外烟入华合法化，对国人种植也不便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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