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传道团实质上是俄国政府派驻北京的官方代理机构，它名为“传教团”，实则“负有供给俄国使臣情报之秘密任务，甚至暗中参与密谋”。[5](p16)东正教教士在北京主要任务不是传教，而是执行俄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其工作内容是对中国的*、经济、文化进行全面的研究，并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实际上是沙皇手中直接掌握的工具。“北京东正教士的工作和生活，事无大小都成了俄国外交部关注的对象”。（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著：《沙俄侵华史》（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82页。）俄国东正教的传教士们以教堂为营垒，为沙俄政府干着侵略中国的勾当。例如：“俾丘林神父经常冒充中国人走街串巷，先后绘制出《北京城廓图》，编写成《蒙古志》等，为沙俄侵略中国作准备”。（注：关立勋主编：《中国文化杂说》。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168页。）1861年，沙俄政府外交部派公使进驻北京，俄国政府居然将南馆改为俄国驻北京的大使馆，令传道团迁回北馆居住。“传教士们以教堂为堡垒，以教徒为臣民，形成地方的权力中心，成为国中之国”。（注：关立勋主编：《中国文化杂说》。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333页。）这些东正教传教士们在中国巧取豪夺，无恶不作，其劣迹书不胜书。
由以上所列举的部分历史事实就不难看出，近代时期北京地区的教堂不是基督教传播福音的圣地，而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营垒。
第五，教堂是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历史见证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失败后，北京的法国教会还要求法国公使馆与清政府交涉，要求中国赔偿北京教区和教徒的损失与伤亡。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只得向北京的法国教区和整个宗座代牧区赔款达500万金法郎。（注：台湾天主教主徒会：《零落孤叶－刚恒毅枢机回忆录》。台湾，1980年，第43页。）不仅如此，八国联军侵华攻克北京镇压义和团运动后，又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使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向各国赔偿白银4.5亿两，分39年付清，加上年息四厘，共达9.82亿两。加上地方赔偿2000万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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