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化,还包括建筑学和语言学等方面的内容。从明朝末年起,在教堂兴建的同时,西方传教士把欧式建筑风格也带到了北京。例如天主教南堂与北堂的建筑风格都属西方罗马式和哥特式建筑,教堂有彩色玻璃嵌门窗,正面都有精致的砖雕和雕像。随着北京教堂文化的形成,欧式建筑在北京这座东方古老的都城安家落户。在西方建筑艺术的影响下,欧式建筑在中国皇家宫宛也出现了。如:清代圆明园欧式宫殿的兴建,则是受欧式建筑影响而在北京兴建的最宏大的工程。圆明园中的西洋楼建筑群,具有意大利巴洛克风格,秀美可爱,也具有中国建筑的特色,是中西合璧的产物。(注: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5页。)
中国的语言文字与欧洲截然不同,外国传教士学习中国语言多采用罗马拼音方法。利玛窦当时只为自己学习汉字方便用罗马字母拼音,没有想到却开创了中国文字拼读的应用与研究。
当然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基督教传教士来化的本意并非是为了把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传入中国;不过也应该看到,这些传教士来华的目的与政府官员和商人是不完全相同的,他们除了在本国政府和军队的支持与保护下参与*外,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中国人的“异教”信仰,要彻底改造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使中国人西方化,一句话,他们要用基督教文化征服和取代中国传统文化,这才是基督教传教士来华的真正用意与目的。基督教传教士清楚地认识到,基督教化的西学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好工具。基督教化的西学就是通过开办医院、设立学校、出版刊物和书籍等来影响和改造中国社会。正如西方科学史家李约瑟所言:传教士的目的是利用西方科学的威力来支持并抬高西方宗教的地位。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传教士的活动是以教会和帝国主义利益为指归的,以学辅教只不过是基督教传教士活动的主要手段。我们应该进一步认识到西方传教士是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势力的一部分,他们传播西学、开办学校和医院,只不过扮演了一个文化掮客的角色。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就是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活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教会摆脱了帝国主义操纵下的西方教会的控制,建立了自治、自传、自养的教会,终于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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